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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一身傲骨的老教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，终于被人踏上千万只脚。教授夫人素来温雅，这场大海啸顺理成章地卷走了她的生命。教授的两个女儿结伴去内蒙古插队，撇下了渐趋龙钟的父亲。因为他的傲气，工宣队将他从音乐学院、从首都驱逐，他只身前往遥远的北疆。那时只有十三岁的廖崎，赶到车站为恩师送行。那天是冬至，飞雪扬花，老头儿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，迎着风，依然挺得巍然峨然。十三岁的孩子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，踮起脚跟围在老头儿脖子上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老头儿一动不动，慢慢垂下头，他的眼泪先流了出来，滴在那条孩子气的围巾上。但当他抬起头时，又恢复了平素那种笑容：“小东西，连你也来怜悯我了吗？”他的声音充满痛苦、自嘲，然而不减骄傲。孩子被老头儿冷酷的声音刺痛了，把预先准备的安慰话统统忘了。火车开动，他委屈而伤感地独自站在月台上哭了很久……

两年后，老教授重返北京。那时“样板戏”风起云涌，须集中全国精英大壮声势。音乐学院的新贵给了老头儿一个“戴罪立功”的机会，要他培养“样板戏”急用的人材。

廖崎去拜望老头儿时，见他穿一身黑布袄裤，头发全秃了，正伏在桌边很响地啜着一碗豆浆，一边把油饼往豆浆里蘸，连手指也一起蘸进去！。他立刻发现老头儿的手不再是那样白晳修长——带着贵族的病态，变得和油饼及黑棉袄很和谐，而昔日曾是多么典雅地抿着小杯的浓咖啡！见他进来，老头儿恍惚地看他一眼，似乎并不吃惊，并不兴奋，也不热情，仿佛精力全集中在这顿早餐上。他的手已出现了老年性震颤，不会再象当年那样轻拂琴键了。十五岁的少年再一次冒出眼泪，老头儿却似乎觉得他哭起来很好玩，专注地盯了他半晌。

他掏出指挥棒，想让老头儿想起亲密的往事。而老头儿倒显出些许不耐烦，应付地笑笑。他不甘心，结巴巴回述着那些他视若珍宝的趣事，而老头儿仍打不起精神。他怀疑他是否丧失了记忆力，但他坚信他不会忘记音乐。他谈起贝多芬、舒伯特、柏辽兹、葛里格……而老头将最后一口油饼咽下（他竟吃了三张油饼），打了个嗝，说：“拉倒吧！我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把音乐看得比油饼重要。”

于是他滔滔不绝地、逻辑混乱地谈起他往日的信念，以至信念的破碎，并用这破碎的信念来摧毁这孩子的信念。他断言没有人理解音乐，正象无人理解他一样。

孩子冒失而兴奋地接话：“可……有我呀！”

“你？你将来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，因为这是你唯一能获得成功的途径，你得去弄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。如果那叫音乐的话，我不如去听拉拉蛄叫唤！”

他们的久别重逢很不愉快地结束了。一个星期后，他获悉老教授病重，急忙赶到医院。教授的两个女儿也从内蒙赶回，正抱头痛哭。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景仰的恩师，带着他一生的骄傲去了……

老教授在临终时，用震颤的手写了一封信，把他推荐给一位朋友。他们曾经是势均力敌的对手，虽相互仰慕，却碍于各自的骄傲而几乎不往来，如两座对峙的山峰。他在信中委婉地说：“请收下这个颇具才分的孩子！为了这个孩子，也为音乐后继有人，我愿意与你讲和……”

他不喜欢新老师，或许因为他太喜欢故去的老头儿了。新老师正得意，而“老”老师终生都太不得意。他对老师的感情只能有那么一次，再把同样的感情给另一个人，他受不了。他不否认自己对新老师过于挑剔。所以他得走，走得远远的。他拒绝了新老师的苦苦挽留，登上接兵的列车……

一声长而低沉的尾音，在万人体育馆上空回旋。年轻的指挥仰着头，整个身体仿佛要向后倾倒。他那雪亮的指挥棒在头顶划出一个光环——漂亮之极的收势，音乐止住了……

音乐消失了……

一时间这个万人体育馆多静啊……

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孤零零的。他的乐队呐？他那个被他轻视的集体呐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他端详着指挥棒，它太华丽了。他将它一节节抽出，抽到最应手的长度，象过去那样把握它——它现在也是孤零零的，去指挥谁呢？离开了乐队，它没有丝毫价值；离开集体，指挥是不存在的。他依赖集体，而不是集体依赖他，指挥棒是发不出任何声响的。他即或有超等能量，也必须靠那个集体才可释放，他的智慧需要众人来体现，否则便等于零。奇怪，命运把他抛在这荒僻的山林里，就是要他领略这么简单的道理吗？既然简单，他为何从未领略过？为什么要等一切都不可挽回时，命运才把做人的真谛告诉他呢？

……这是一根精致、高档的指挥棒，他曾经多次向人们讲起它的来历。这故事后来被众人听腻了，而只有一位听众始终是忠实的，就是那个笨拙的大提琴手。每次听他用一模一样的语言复述这个故事时，大提琴手总是惊羡地眨着眼……

大提琴手那样善良，毫不因他的骄横记恨他——可现在醒悟到这些太晚啦！

静默了一刹那的观众沸腾了。

季晓舟和乔怡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希望廖崎能看见他们在为他鼓掌，为他骄傲。季晓舟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水。

而这时的廖崎却什么也看不见，他重重地从指挥台上坠落下来，眼神困惑，象在吃力地追索一个即刻就要消失的东西。他似乎不明白眼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攒动的、热烈的脸。他有些倦意或遗憾。

萍萍也慢慢站起身，鼓着掌。她似乎也意识到，这不是那个心安理得接受人们捧场的神童了。乔怡忽然捅捅她，朝前面两个空座位努努嘴：“丁万没来呀？……”

中午，丁万给薛兰打了电话，她在电话里答应得蛮利落：“晚上一定来。不见不散。”她说她向来对音乐感兴趣。

下午，团支部开大会，拉丁万列席，说他是“团组织最热心的建设者”。得到这样的赞誉，是因为丁万为团支部办了一版墙报，小青年们说这墙报把党支部的“震趴了”，从此聘请他做“主编”。

对越自卫还击战回来，丁万和另外七名战友的名字见了报，被邀请到各个学校机关去做报告。然而光荣了一大圈，搜集材料的人惊异了：“啊？这么一位功臣还不是党员？！”

“我交出入党申请已有五年了，一直没动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闹不清……人家说我不象党员样儿。”丁万笑嘻嘻道。他记得当年递交入党申请之后，宣传队有一位老党员找他谈话，说是受徐教导员委派，向他指出，要争取入党，首先要象个党员样儿。

“党员什么样儿？有规定吗？”他困惑了。

“当然没规定。”老党员说，“但起码不能象你现在这样，整天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的……”

“和群众打成一片嘛。”他嬉着脸。

“请你严肃点。我这是代表党支部。”

丁万意识到事关重大，不敢笑了。党员可不是闹着玩的：常有些文件“只限在党内传达”，每逢这时，党员们每人揣个笔记本，煞有介事地走向队部，很自然地便同非党人士区别开来。而每当党员开会时，非党员总是被指令打扫环境卫生。

这时，老党员正扳手指列举丁万的“不足”：比如给人起外号，管瘦高个的司务长叫“长统袜子”；还说脸上有浅麻子的炊事班长若躺下，别人能在他脸上下弹子跳棋……

丁万表示痛改前非，但过了三天旧病复发，又“和群众打成一片”了。那“老党员”再也没来找过他。

因为丁万在战斗中的表现，调到军区文工团后就成了党员发展对象名单中的“头号种子选手”。一九八一年再次递交申请书，很快通过，丁万终于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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