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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颁布“1818年指令”。1818年,伊尔库茨克总督制订了一份对第十届布道团的指令,呈请沙皇。8月4日,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。这就是所谓“1818年指令”。这份指令源于比丘林的建议。1810年,针对布道团的混乱状况,比丘林两度致函伊尔库茨克总督,建议对布道团进行整顿。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:一是提高布道团成员的文化素质,应该派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人往北京布道团;二是提高布道团首脑的领导功能,政府应该赋予大司祭以领事的职权[29]。实际上,这两条建议,早就被陆续提出来过。但是,早先沙俄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整顿布道团的急切需要,所以,一直只刮风,没下雨。到了十九世纪初,传统的俄中通使通商关系的格局已经改变,布道团日益成为沙俄政府联系中国政府的唯一可靠组织。所以,在这个时候改革布道团实在是时代的迫切要求。1818年指令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“今后布道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,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。布道团应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情报”[30]。这意味着布道团开始由一个不起眼的宗教组织,向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政治经济组织转化。随后,外交部给布道团下达了一系列指令,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布道团“布道”要极其谨慎,以免触怒满清政府。1833年4月,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一封给布道团的信中就说“特别是企图在中国臣民中传播基督教义,最容易产生怀疑···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恳切地请求你们,不要陷入这种富有危险性的活动领域,而使你们的活动限制在布道团的一些事务上”[31]。这已经很明确了,外交部不希望布道团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东正教,以免引起矛盾。这使我们想起当初彼得大帝在1698年,为了经营好东正教在北京的据点,曾经给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作指示:“此事甚善,惟为上帝起见,行事宜谨慎,戒鲁莽,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栖身多年的耶稣会士”[32]。虽然都是谨慎,但是,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和此时外交部的谨慎,由于时代不同,内容已经发生变化。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,是传教的谨慎;而此时的谨慎,却已经是收集情报的谨慎了。布道团这种角色的转化,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。一方面,是沙俄希望把布道团建设成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“情报组织”。这是在当时通使通商关系遇到阻力之后的一种变通;另一方面,满清政府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[33]。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反对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老百姓中自由传教。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,特别是十九世纪初,满清地方政府严禁传教,许多传教士被逮捕。1785年“巴亚里央私入内地传教,经湖广地方官查拿,究出直隶,山东,山西,陕西等省俱有传教之人。事闻,交刑部审,拟永远监禁”[34]。1805年“夏四月,禁止洋人刻书传教。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,奉谕‘京师设立西洋堂,原因推算天文学,参用西法,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,均得在堂栖止···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,务当安分学艺,不得与内地人民往来交结’”[35]。围绕这个1818年指令,沙俄政府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:
(1)、重新规定了布道团的人员定额及补充原则。“布道团的非宗教人员由大学或特种中学毕业者补充”。稍后,每届布道团又增派一名医生和画家。被选派的人员都在国内先集中学习汉、满语言。“在中国,他们被指定研究中医、中国的自然科学、哲学(特别是儒学)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治国之学、法学、农业、以及中国的生活习惯和艺术。这些学生被列为科学院、医学科学院、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、自由经济学社的通讯员,这些单位给他们拟出工作计划,他们必须向这些单位提出报告、科学著作、植物和矿物标本”。对于神职人员的任务,副首相在1823年2月给教育部长的信中说“收集有关中国人的农业、他们的家庭生活、务农等情况。还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哲学”[36]。
(2)、增加布道团人员的薪水,为他们完成特别使命提供物质基础。关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薪水和生活费用问题,一般分为两个部分:一部分由沙俄政府拨给。刚开始数量很少。给修士大司祭规定的薪俸为每月100卢布,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每月30卢布,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20卢布[37]。可谓杯水车薪。稍后,大司祭薪水增加到600卢布,神父300卢布,辅祭200卢布,而一般神职人员仅60卢布[38]。到十八世纪末,沙俄政府开始重视布道团建设,所以,薪水有所增加。如第九届布道团成员薪水就成倍地增长了。“大司祭1500卢布,其中500卢布用于雇佣服务人员和车子;两个修士司祭和一个修士辅祭每人400卢布,两个教堂杂役每人300卢布。四个学生每人400卢布。另外,400卢布用于给老师送礼,另450卢布用于宴会,500卢布用于修缮建筑”[39]。有时还偶有补贴,如1795年,伊尔库茨克总督就曾就补给问题,写信给库伦满清边疆大臣:“惟我独尊仁慈君主···谕令对于新任宗教人员在已发俸给之外,再予补贴,以便该项宗教人员享用此种补贴···”[40]。但沙俄政府所发薪俸及补贴需两国互换外交文书,如果满清政府不允许,钱粮就无法运到北京。所以,经常不能及时送达手中;除了沙俄政府的薪俸及补给外,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签订之前,满清政府还一直给布道团发比较充裕的薪俸,粮食,衣服等生活物资。具体数量为:修士大司祭和辅祭“按中国历法,大月发四两五钱,小月法四两三钱五分;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则每月发给一两五钱。此外,每个隔三年还发给他们四季所需衣服,每隔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运来鸡、鸭,鹅、羊等各种食物。总之一句话,所有的物品,甚至小到火柴,都是由官家供给的”。据称,1715年,第一届布道团来北京时:“由官家发给修士大司祭八百两银子,修士司祭和辅祭六百两银子,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两百两,让他们用这笔钱为自己购买房产;还给修士大司祭七百两银子,给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五百两,给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一百五十两,让他们购买奴仆”[41]。待遇是相当优厚的。至于满清理藩院聘请布道团学员做翻译,银子另外算。一个堂堂帝国,花这么多钱,让人家来首都作间谍,这也算是千古奇闻了。算起来,这全是闭关锁国的怪胎。当然,满清政府这样做,除了显示泱泱大国的气度外,也有限制布道团人员定额的作用。1858年,《中俄天津条约》签订,其第十条规定“俄国人习学中国满、汉文义居住京城者,酌改先时定限,不拘年份。如有事故,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,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。再派人来京接替。所由据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,统由俄国付给,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”[42]。从此,满清政府再也不出资供养这群间谍了。算是结束了这天下第一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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